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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桂诗春教授自述治学之道(之一)
 guangwen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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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1-7-12 23:50:15 资料 留言 编辑 引用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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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桂诗春教授自述治学之道(之一)

[ 文字:桂诗春 | 图片: 佚名 | 编辑:陈红霞 ]
[ 原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网www.gdufs.edu.cn]

编者按 诗心著文章,春意泽桃李。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倡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广外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桂诗春教授近期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桂诗春教授以他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为广外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曾说,“我们先知道有桂诗春,然后才知道有广外。”桂诗春教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为我们广外师生树立了学习的标杆。近日,桂诗春教授应《当代外语研究》之邀,撰文《治学就是自学——回顾和思考》自述治学之道,全文12000字,真实地记述了桂老求学和治学的历程和思考,新闻网将分章连载,以飨读者。

《当代外语研究》索稿于我,请我写点关于个人治学的文章。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写,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同,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别人很难复制,生怕写得不好,会贻害别人。现在恐怕只能“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对待,不要依样画葫芦。如今读报,常看有所谓90年后、80年后的人怎么怎么的,我是30年后的人,和他们相差数十年,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不作一点回顾,很难说清我是为什么和怎样走上这么一条自学道路。而对我自己来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明袁了凡语),做一番思考和梳理,愿将夕阳作朝阳,撒在共同奋进的大路上。

我的家庭

我于1930年出生于广州东山区。呱呱坠地没有多久,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不久建立伪满洲国,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基本结束。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抗日志士奋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和中国政局瞬息万变之际,我开始了我的童年。我的父亲是陕西官费留日生生,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于20年代初带着他的日本夫人回国,在广州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前身)医学院任外科教授,还兼任一些教学医院的院长。他和文艺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和郭沫若更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一起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升入和毕业于九州帝大医学部、都娶了一个日本夫人,而且在广东大学也曾短期共事。两位日本夫人(安娜和花子)更情同手足。大概是在1927年间,父亲带着夫人回日探亲,途经上海,在郭家过了一夜,然后再续前程。谁知花子在船上感染上斑疹伤寒,病死在海上途中,而郭也受到感染,大病一场,影响他流亡苏联的行程,才改赴日,并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甲骨文。郭认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而不知道也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因为他随后娶了我的母亲,才生了我们四兄弟。父亲是个很勤奋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门功课优异,才能考取官费留学。可是他对我们的教育却不大过问,母亲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既非“书香门第”,更无“家学渊源”,家里只有几本大部头的德文医学书,中文书没有几本。我只记得有一本陶渊明的诗集,因为家父追求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情世界。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大概七、八岁前还能在幼儿园和小学受过一点正规教育。1937年后,为了躲避逐步蔓延到南方的战火,我们举家迁往香港;而父亲则在粤港之间来回上下班,后来还随着中大内迁云南,就更少回家。我在香港的中小学阶段,前后变换了五、六间学校,没有拿过一张小学和初中的毕业证书,其间还因为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只能停学在家,也曾延请过两、三位家庭教师,但他们并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系统的教育,而且时间不长。

我的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既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也不像后一辈人那样在正规学校完成了普通教育,而是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狼烟战火中颠沛流离,时断时续地在三个小学里的接受初级教育,初中阶段是在日寇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下的香港(包括元朗)度过的,只在一间叫德明中学呆过一年光景,到1945年在日寇投降后,便又按自然的年龄段进入高中,先后在九龙华仁书院、拔萃书院、香港华仁书院读书,其间又因为得了肺病停学一年,最后才磕磕绊绊地取得会香港会考的毕业证书。这也是我中小学阶段唯一的证书。在这一段里,我从来都不是“规矩的”好学生。我刚到香港小学读书,英语就学得很糟糕。父亲有一次回家检查我的成绩,发现问题,便到坊间的书店买了一本英语拼音读本(English Speller),要我罚站并打手心,然后我背读本,b,a, ba…… b, e, be…… b, i, bi ……,每天都要背。想不到居然还有点效,后来班上听写,成绩位列前茅。

在香港沦陷初期,学校都没有复课。当时我父亲和另一位姓崔的留日回国的医生在香港开了一个联合诊所,住所就在诊所的楼上,因为他们都懂得日语,所以我们住处成为两家亲戚朋友的联合“被难所”,住在一起的有一位小学老师和一位崔医生的妹妹,叫崔载瓦。他们的父亲为澳门望族,受过传统教育,而且爱好书画金石。崔载瓦从小跟他学习,写得一手好书法,大概练的是张黑女碑的楷书体。她就成为我的第一个启老师,首先要我练书法,而且遵从其父亲的教导,从练篆书入手;为了练书法,她又要我读《说文解字》。她自己其实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按部首一个一个字来学,对其中的注解也没有什么讨论和解释。她还要我背唐诗三百首,但方法有点奇怪,连题目和作者也一起背,如“临洞庭上张丞相[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但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对书法(连同篆刻)产生浓厚的兴趣,经常到旧书摊上去淘宝,买到了《淳化阁帖》的复印本,练王(羲之)赵(文敏)的书体,而且乐此不疲地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看有些什么极品,居然给我淘到了一本被康排为“神品”之一的明拓本《石门铭》和明代最后一位宰相王道周(石斋)的扇面真迹,这两件珍宝我一直保存在我手中,在文革中才被迫上缴,不知所终。我曾经许愿到我退休以后,再来专注书法和篆刻,未想到退休后还有那么多吸引我的眼球的东西,只好把我的第一个老师培育起来的个人爱好搁置在一旁。

我的第二个启老师是一位在香港机场工作过的文员。这位老师大概是在香港的一间书院读过英语,但也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每周两次到我家来教我们几兄弟。我算是初中班,我的弟弟们就算小学班。他每次上课既教中文,也教英语。中文课本是《古文观止》,但只是选读其中一些名篇,以散文、骈体文为主。英语课本是Lamb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但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仅是逐句解释,不作太多的延伸。汉语强调背书,英语则强调弄清情节。

我的第三个启老师是一位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是我们举家迁往元朗后的邻居。课本是我自己提供的,那时我在旧书摊里找到一本名字叫做China的书,是一本介绍中国给外国人看的书,大概也有些年代,谈的是民国初期的中国,有些插图的照片里的中国人还拖着一条长辫子。 这位老师比较强调语法,也让我写些作文给他改。

因为时间短暂,我连这两位启老师的姓名也都记不起来了。我觉得我的真正的老师其实是自学,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大敢外出。小孩子没有什么去处,就只好读书,而且有点饥不择食,什么书都看,但是因为缺乏指导,看书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在小学时期我就开始读四大名著,最爱看《封神》、《水浒》,但感到《三国》文字过于古雅,而《红楼》又太婆婆妈妈。对《七侠五义》、《施公案》、《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也十分爱好,有时早上醒来,就赖在床上看书,直到中午吃饭才起床。英文书也看,主要是简写本,当时香港坊间有很多Michael West为印度读者而编的《新法读本》(The New Method Reader)的辅助读物,都是英美的小说名著的简写本,像The Treasure Island, Oliver Twist, Jane Eyre, Christmas Carol, The Vicar of Wakefield, Ivanhoe,等等,只要能找到的,都以一读为快。

我的书院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未久,在战争中停办的学校逐一恢复招生。家父觉得要呆在香港,非学好英语不可,就要我们报考英文书院。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英美人讲英语,究竟能否在书院读下去,心存疑虑。我们住处附近有一所拔萃女校,报名招考的那一天,我也跑去看热闹,一个讲英语的老师正在用英语向考生宣布一些注意事项,我居然都听懂了,信心大增。但因为是女子学校,后来就改报也在附近的一所男校——九龙华仁书院。我的几个弟弟也一起去这个学校,中午由家里的用人送饭,一起进餐。

香港的书院有公办的、私办的、私办公助的和教会办的几种。而所谓“名校”的,多是公办和教会办的。教会办的又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两大类。当时的华仁书院分别设在香港区和九龙区两处,大本营在香港薄扶林道的半山区,都属于爱尔兰天主教教会。教师大都是爱尔兰神父,只是九龙华仁的校长是一个中国人,叫林海瀾,为人刚烈,对学生很严格,我们背后称他为“林老虎”(Tiger Lin)。他自己不上课,但碰上有老师请假,不管什么课他都能顶上。我记得有一次语老师请假,他就代课,教我们念一首英诗Some Halluciations(可能是Lewis Carroll为儿童而写那一首);还有一次是代数学老师的课,教四则运算,他自己带了大的尺子上课,示范怎样做演算,要求每一道题都必须用尺子来划线,绝不能马虎。在华仁读书时,我曾经转到拔萃书院去读了一个学期,但因为该校在一座小山上,离家较远,又转回华仁去,为了复学,我曾当面去找过他。他最初有点犹豫,说是没有学位了。后来我把成绩单给他看,他也就收读了。而且说了一番话,大致是说,办学的宗旨在于育人,把学生教好,只要有空缺,他都会受纳的;有些学校专门去挑一些好学生来教。好学生何必你去教? 把不好的学生教好,才是教育呢。我真不知道现在那些千方百计地争夺抢好学生的学校对照这位老校长的崇高理念有何感想?

当时书院的培养目标是文员(clerk),即政府和工商业机构里的最底层的办事员。如果是有前途的,就让他升第二班(即大学预科),然后考为数不多的大学或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从管事做起。在政府部门里,不管从那一级做起,只要老老实实,就可以保住铁饭碗。每年的工资会增加一点。我在香港华仁读完第三班,成绩平平,就有一个神父和我谈,要不要到一个政府部门去做文员。当时的文员的工资是210块港币,勉强可以生活。

应该说,我的正规的教育是在战后的香港书院开始的。我的同学大都是走这样的道路,有的毕业后去当文员,有的则取考大学,毕业后还是去当高一级的文员。甚至在政府里当一个部门的管事,起初是这些岗位是不向华人开放的,后来才让少数人当上,那已是凤毛麟角。 但是我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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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帖子被 guangwen 在 2011-7-13 13:47:0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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